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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15日发(作者:东口)

保险合同诉讼时效

同一事故同一保险合同中多个险种均有损失时诉讼时效起算点范万兵 一、案例A公司与B保险公司订立了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合同和机动车商业保险险合同,保险合同期限为一年,从2006年11月2日0时起至2007年11月1日24日止。

交强险保险金额为6万元;商业保险合同项下包括车损险18万元,第三者责任保险30万元,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每座1万元,共5座,不计免赔保险等多个险种。

2007年9月8日,被保险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与黄某驾驶的三轮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被保险车辆损坏以及三轮摩托车上黄某在内的四人不同程度的伤残。

经交警大队认定,被保险车辆驾驶员王某负全责。

2007年9月12日,保险公司对被保险车辆的修理项目进行了核定,出具了定损单,但未列明车辆损失金额,2009年9月21日,修理厂出具修理发票,发票载明被保险车辆修理费用为2万元。

2009年9月22日,受害人黄某等四人治疗终结,共发生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各项费用31万元,在交警大队主持下,A公司与受害人达成调解协议,由A公司赔偿受害人各项损失31万元,被保险车辆损失2万元由王某自负。

A公司履行了相应赔款义务,受害人出具收款收条。

2009年9月24日,被保险车辆驾驶人员王某将日索赔资料交给B

保险公司经办人员金某,但金某未出具接收案件手续。

2010年7月5日王某在长达9个月得不到理赔的情况下将索赔案卷从B保险公司的上级公司取回(B公司为支公司,无理赔权)。

2010年7月15日,A公司将B保险公司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B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款33万元。

法庭上,B保险公司认可第三责任保险的损失,但认为被保险车辆损失索赔超过诉讼时效,不予理赔。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保险车辆损失的索赔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笔者认为,本案是一起事故造成一个保险合同项下多个险种损失的保险合同纠纷,此时保险合同诉讼时效的起算点问题是争议的核心问题。

下文将从诉讼时效的一般规定入手,着重分析不同险种项下的保险事故发生的时间,以确定保险合同诉讼时效。

二、关于保险合同诉讼时效的规定《保险法》第二十六条 明确规定了保险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即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五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对于该条规定,实务中人们通常概况为:财产保险合同诉讼时效为2年,人寿保险的诉讼时效为5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

生之日起计算。

三、不同险种的保险事故发生时间本案据以研究的案例是机动车辆保险案件。

一般情况下,机动车辆保险综合条款中包括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保险、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保险、自然险、盗抢险等不同的子险种,供投保人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投保。

从这些子险种的名称也可以看出,不同险种的保障内容是不同的,比如车损险是对被保险车辆本身损失的保险,第三者责任保险和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是第三者和车上乘坐人员的保险保障,自燃和盗抢均是对被保险车辆本身的保险保障。

这就决定了不同险种的保险事故发生的时间点也不同。

比如,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

那么责任保险的保险事故是指什么呢?是指交通事故本身,还是指交通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向被保险人请求赔偿的事件?1999年12月13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索赔期限有关问题的批复》(保监复[1999]256号)的表述为对于责任保险而言,其保险事故就是第三人请求被保险人承担法律责任,保险事故发生之日,应指第三人请求被保险人承担法律责任之日。

车辆损失险是指被保险车辆发生了保险合同约定范围内的事故,

保险人予以赔偿的险种。

很显然此时受损害的是车辆本身,因此保险事故发生的时间就是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

盗抢险的保险责任是,保险车辆全车被盗窃、被抢夺,经县级以上公安刑侦部门立案核实,满三个月未查明下落的,保险公司负责赔偿保险车辆全车被盗窃、被抢夺后受到损坏或车上零部件、附属设备丢失需要修复的合理费用。

可见,盗抢险的保险事故是指被盗抢后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满三个月未仍无下落,而不是被盗抢本身。

盗抢险的保险事故发生时间应为公安局立案侦查满三个月无下落时。

四、同一事故中多个险种项下均产生损失的,保险诉讼时效的起算点问题在双方肇事中,通常会发生第三者责任保险损失和机动车保险损失,而根据上述分析,这两个险种的保险事故发生时间不一致。

此时,诉讼时效起算点也就不同,那么,被保险人该如何保障自身的权益呢?一般有以下两个做法:一是哪个险种项下的损失最先确定,先索赔哪个险种;二是等到事故全部处理终结时一并向保险公司索赔。

按照第一种做法,在法律上没有什么问题,但实务中保险公司通常不予受理,理由是公司内部规定对同一起事故不做两个案子(由于保险公司对索赔材料不予受理,当然也没有相应索赔过的凭证)。

正是这种原因,也就有了第二种做法。

但有些时候第三者损害案件处理时间很长,需要2-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使得被保险车辆损失险的诉讼时效已过。

此时,当被保险人索赔时,保险人又有理由,认为车损险的诉讼时效已过,不予理赔。

这就造成了本问前述案例的情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被保险人的利益该如何维护呢?笔者认为,维护被保险人利益是保险法立法目的之一,此时对于同一起事故,同一保险合同项下多个险种均有损失的案件,诉讼时效的起诉点应以保险事故发生最晚的时间为起算点。

理由是:第一,迟延索赔本车车损险并不是被保险人放弃自身权利的表现,而是客观事由决定的。

在双方事故中,有关人员和车辆都是互为第三者,双方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往往都通过诉讼方式处理,或在受害人治愈后在交警的主持下调解处理,整个过程历时较长。

对于被保险人而言,只有在对方赔偿自己车辆损失后,才能确定自己应承担损失金额,才能够据此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索赔。

因此,笔者认为通过诉讼程序处理第三者责任事宜,或者第三者的诊疗过程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止事由,此时,保险公司不宜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拒赔。

第二、这种规定有利于维护被保险人利益。

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得到法律的保障。

在我国保险理赔实务中保险人的诚信问题是一个值得引起广泛注意的问题。

正如前文所述,保险人通常以一起事故不做两次赔案为由,拒绝被保险人的不同险种的索赔,或者部分损失的索赔。

而当全部索赔条件成就时,保险人又抬出了法定诉讼时效的大旗,将被保险人拒之门外。

此时,笔者认为,裁判者完全可以自由心证,判断被保险人是否故意拖延索赔时间,保险人是否诚实守信,从而确定是否需要支持被保险人的请求。

第三、多个险种项下的损失一并理赔有利于节省保险当事人的经济成本,有利于节约诉讼资源。

在一份保险合同项下多个险种均发生损失的情况下,如果被保险人分若干次进行理赔,保险公司也十分不情愿,因为这浪费了大量人力成本和办公成本;同理,如果被保险就同一起事故中的各项损失,逐一起诉,那法院的案件也会增加,裁判成本也必然增加,造成了诉讼资源的浪费。

因此,一次性解决一次事故的部损失是一件三赢的事情,没有人会因此遭受损失。

第四、这种规定没有突破《保险法》关于保险诉讼时效的规定。

《保险法》第二十六的规定,是对单一险种发生保险事故的一般

性规定,并没有涉及到综合保险合同项下多个保险事故的诉讼时效不同时如何处理的问题。

因此这种做法与保险法并不冲突。

第五、这种做法并不与诉讼时效制度相悖。

诉讼时效制度虽然具有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的立法目的,但其实质并非否定权利的合法存在和行使,而是禁止权利的滥用,以维护社会交易的稳定,进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被保险人将多个保险责任一起索赔,并没有滥用权利,也没有破坏社会交易的稳定,更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因此,被保险人的做法并不是诉讼时效制度要禁止的行为,无悖于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

第六、有司法解释对类似问题的规定可供借鉴。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只对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而未对当事人约定对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给付每一期债务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如何起算问题作出明确规定。

近年来,随着认识的深入,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逐渐对该问题达成共识,即当事人约定对同一笔债务分期履行的,给付某一笔债务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起算。

司法解释采纳了该观点。

笔者认为这与本案争议极为类似,首先,都是合同之债;其次,都是基于法律规定不明确而产生争议;第三,都是有利于保护债权人

利益;第四,都有利于节约诉讼资源,如果每一期履行期限届满都要法院起诉,势必浪费诉讼资源,增加权利人负担。

五、结语在大多数保险合同纠纷的处理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无论是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律师还是诉讼仲裁的裁判者,对于具体的问题都应当具体分析,灵活运用有关法律规定,从而保护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利益。

本文是对特殊保险事故纠纷中如何运用诉讼时效制度的初步探讨,笔者深深相应随着保险实务不断丰富,保险业界、学者和法官都会对保险诉讼时效这一特殊诉讼时效制度有更深一步的研究,从而能够更好地指导保险理赔和审判实践。

关于期内索赔式责任保险与保险法的诉讼时效关于期内索赔式责任保险的索赔与保险法的诉讼时效规定 一、责任保险的承保基础在责任保险中,保险事故与损失结果之间,有的表现为直接的因果关系,有的则时间间隔很久,因果关系复杂,所以对责任保险承保人来说,确定责任保险的有效期间,对于保险产品的定价是至关重要的。

在保险实务中,有两种确定责任保险的责任事故有效期间的方法,即保险公司在设计一款责任保险产品时,有两种承保基础。

第一种,期内发生式。

以损失发生的时间为承保基础,即保险人负责赔偿发生在保单有效期间内应由被保险人负责的损失,保险人不考虑责任事故发生的时间或提出索赔的时间。

按这种基础承保业务时,保险人必须随时准备处理那些保单早已到期,但因发现损失较晚而刚报来的索赔案件(在保险期内或者说是在保单有效期内发生,但过了保险期才发现,保险公司仍负责赔偿)。

第二种,期内索赔式。

以索赔提出的时间为承保基础,即保险人负责赔偿在保单有效期间内受害人向被保险人提出的索赔。

以这种方式承保的保单,可以赔偿在保单起保日期以前发生的责任事故引起的损失。

国际上经常用期内索赔式承保有长尾巴风险的业务,比如职业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等。

如某律师2012年投保一份一年期律师执业责任险(期内索赔式,保险期间2012.1.1至2012.12.31),该律师2008年为客户起草一份协议,协议双方在履行协议时出现纠纷,客户2012年诉至法院要求律师赔偿,2012年8月法院判决该律师有过错应当赔偿客户100万元,律师这份2012年的保险可以支付该笔赔偿金。

二、保险法第二十六条诉讼时效期间的法理基础。

诉讼时效期间的基础是民事权利受到侵害,保险法第二十六条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应当是基于保险合同之债产生后,当债权受到侵害时的时效规定。

否则,第二十六条诉讼时效所对应的权利保护的法理基础是有问题的。

(第二十六条 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对于期内索赔式的责任保险产品,保险事故指的是在保险单有效期内受害人向被保险人提出了索赔的事故,未在保险单有效期内提出索赔的事故不是这种责任保险产品所对应的事故。

故保险人不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三、关于索赔的实务操作对于期内索赔式所说的索赔在实务中只需要被保险人在发生事故后及时(在保险单有效期内)报案,并不是要求被保险人在保险单有效期内必须提供完整的索赔材料,因此,不会影响保险即将到期而发生事故的被保险人的索赔。

四、保险法第二条和保险法第十条的矛盾。

第二条 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在投保人按照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提起索赔后,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

(这一条基本上否定了期内索赔式的责任保险)第十条 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

险费义务的人。

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

(这一条好象又肯定了期内索赔式,因为保险人是按合同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为了解决这两条的矛盾,同时肯定已经在保险行业存在的期内索赔责任保险的模式,应当对保险法第二条修改如下:第二条

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提起索赔后,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

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提要:《合同法》中对于无效合同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没有作出相应规定,从而造成 理论 派和务实派之间对此争论不休,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适用的标准也不一致。

文章从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如何确定诉讼时效以及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所产生的请求权三个方面进行理解和 分析 ,意在规范对无效合同的处理起抛砖引玉作用。

以下正文:所谓无效合同,是相对于有效合同而言的,它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在 内容 和形式上违反了 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 社会 公共利益,因此应确认为无效。

①无效合同属绝对无效,自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我国《合同法》中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体现在第52、56、57、58、59条当中,但其中没有涉及诉讼时效的规定。

因此,无效合同是否涉及诉讼时效就成为大家争辩不休的 问题 ,笔者也试对此谈谈自己一点肤浅的认识,意在抛砖引玉。

《合同法》中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实为两个部分:一为无效合同的确认,第五十二条中明确规定以下情形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近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二为无效合同确认后相关事宜的处理,包括请求返还财物、赔偿损失、财物收归国家及返还集体或第三人。

当事人要想通过确认无效合同进行救济,首先必须诉请对合同进行无效确认,然后才能请求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的救济。

因此,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体现在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如何确定诉讼时效以及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所产生的请求权三个方面。

一、合同无效确认应当受诉讼时效约束实践中,对于确认合同无效,在提起方式上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进行诉讼或申请,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另一种是在审理或仲裁过程中,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主动审查合同效力,认为合同符合《合同法》第

52条规定的有关无效情形,确认合同无效。

对于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受诉讼时效的约束, 目前 在理论界和务实派之间存在不同的观点。

理论界普遍认为,无效合同因其具有违法性,对无效合同实行国家干预原则,法院和仲裁机构均应主动审查并确认合同无效,而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这种观点为之 否定说。

而务实派则对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持肯定态度,这种肯定说观点认为,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合同当事人对于其行为的违法性应当知晓。

《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

根据该条规定,确认合同无效也同样具有诉讼时效。

因此,确认合同无效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②理论界的否定说,只是以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这一点来确定其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明显脱离实际,也与法律规定不符。

对于肯定说,虽然法律未作具体规定,但有相应法律根据,也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原则,因此,笔者作为一名司法实践者,同样认同肯定说,无效合同的确认应当受到诉讼时效的约束。

(一)、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有法律依据。

对于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在我国的《合同法》中没有规定,但仍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因很简单,《合同法》仅

是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我国的《民法通则》在目前尚无完整民法典的情况下,充当了总则的角色。

因此,《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合同法》应当遵循。

纵观《民法通则》第七章和有关诉讼时效的法律法规,对于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情形,只有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0条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 、 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有明确规定,而这则司法解释仅适用于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除此之外,再无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其他情形,既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当然也不能凌驾与此之上。

因此,无效合同的确认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而主张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没有法律依据。

(二)、从无效合同的违法程度来看,也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从侵犯客体来讲,包括刑事违法行为即犯罪行为、行政违法行为和民事违法行为,一般认为,这三种违法行为中,犯罪是应受刑罚处罚的严重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最大,比其他两种违法程度要严重得多。

我国《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

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据此规定,国家对于最严重的违法行为进行干预和处罚,都有追诉期限限制,超过此期限,除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认为必须追诉的以外,其余犯罪行为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该犯罪行为应当给予的刑事处罚得到免除。

《行政处罚法》第29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

然而,无效合同之所以无效,正是由于合同本身存在违法性,但属于民事违法范畴,其违法的严重性远远小于刑事违法,国家对最严重的刑事违法行为都规定了追诉时效,超过追诉时效则放弃对其责任追究,对于违法性较轻的民事违法行为也就无需无限期进行干预和追究责任。

如果认为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行政违法行为经过二年、罪当死刑的犯罪行为经过二十年就不再受法律的追诉,只对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永远都要接受法律的处罚,显然违反了法律体系理论中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原理。

因此,对于无效合同违法性的干预,应当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三)、确认无效合同请求保护合法权益,仍应在诉讼时效期间内

主张。

从表面上看,诉讼时效是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期间规定,其保护的对象是合法民事权利,而无效合同本身具有违法性,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不具合法性,不应受到保护。

但是,这种看法具有片面性。

众所周知,任何事物都有对立的一面,正是因为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它也会造成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只不过被侵害的对象不仅仅限于合同另一方当事人,还可能是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

既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完全可以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后行使请求保护权。

如果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时效限制,权益被侵害者可在任何时候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也就可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两年后行使请求保护权,这与《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明显相抵触,实为不妥。

(四)、确认合同无效最终归于行使实体上的请求权。

否定说观点认为:诉讼时效适用的标的限于请求权,亦即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该请求权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主张合同无效或确认无效的权利并非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③故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但是,这种观点忽略了最重要一点——确认无效合同的目的。

根据请求主体不同,确认合同无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合同当

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二是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

对于合同当事人来说,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不履行或不再继续履行合同和挽回损失;对于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则是因为该合同损害了自己的利益,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从而达到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目的。

如果单纯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不涉及其他请求权,那么,确认合同无效后,不会产生任何作用,也不会对请求人及相对人产生任何 影响 ,显然失去了确认其效力的意义。

因此,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非仅仅是在程序上确认合同效力问题,而是最终归于请求人通过确认合同无效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这一实体意义的请求权。

由此可见,无效合同的确认仍归于实体意义的请求权,同样符合诉讼时效的规定。

(五)、确认无效合同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并非超过诉讼时效合同性质就发生改变。

理论派的否定说认为,如果承认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的限制,那么就会使本属无效的合同,由于超过诉讼时效没有确认其无效,从而该合同就变成有效,非法取得的财产就变成合法,这也是这种观点的立足之点。

其实,对于这种观点无需更多的驳斥,稍具法律知识者都应认为是无稽之谈。

如前所述,犯罪行为具有追诉期限,超过追诉期限则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此时,难道我们会认为犯罪行为就变成合法的吗?答案当然是不,该犯罪行为不再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基于超过了追诉期限,而并非由此转变为合法行为。

就拿一般侵权案件来说,当事人由于遭受不法侵害,致使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如果权利人未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主张权利,人民对其所遭受侵害的合法权益不再保护,从而丧失胜诉权,我们同样不能认为,侵害者没有承担相应责任,是因为其侵害行为已经变为合法行为。

因此,违法的始终违法,即使未被追究和干预,其性质是不会改变的,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也不会引起合同性质的改变,此种想法完全是杞人忧天。

(六)无效合同受诉讼时效限制,有利于规范对无效合同的处理。

在司法实务中,处理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时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处理结果往往不能象处理有效合同一样能够充分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如果再加上不受诉讼时效制度的约束,可以随时主张,那么,处理无效合同的随意性就更大了。

有效合同要受到法律规定的种种制约,而无效合同却可以为一方当事人利用无效合同牟利大开方便之门,有损司法公正。

无效合同同样也需要及时了结,这符合法立法的基本精神与原则,也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立法的目的。

诉讼时效保全银行借款合同诉讼时效之保全随着商业银行纷纷进

行股份制改革,逐渐的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这意味着他们将承受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和金融风险。

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是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防范债权风险、保证债权安全一直是商业银行的工作重点,怎样很好地保全银行债权、防范银行债权诉讼时效风险,尤其对我们这个刚刚成立的农村商业银行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如何从法律上对诉讼时效风险防范进行探讨。

一、 诉讼时效的内涵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

在诉讼时效的概念中,点出了法定期间的概念,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诉讼时效期间,在民法当中诉讼时效期间分为三种,即:一般诉讼时效期间、特殊诉讼时效期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

在我们金融企业当中,经常接触到的,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是一般诉讼时效期间,即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对于这2年诉讼时效从何时开始计算?《民法通则》第137条对此进行了规定诉讼时效的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其计算。

在我们贷款合同已经明确规定了借款的起止日期,这也就排除了我们在诉讼纠纷当中适用最长诉讼时效的保护期间,意味这我们只有在贷款转为逾期贷款之日起到两年后这一时段请求司法救助。

看上去时间似乎比较短,其实不然,这就要我们充分的运用诉讼

时效中断制度来保全时效二、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中断,是指在诉讼时效进行中,因法定事由的发生以前经过的而尚未满期的时效期统归无效,诉讼时效期间从中断事由消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何谓法定事由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主要有三种:1、起诉。

即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保护自己的权利。

这是最基本的中断诉讼时效的方式。

已过的时效从什么时刻开始消灭,新的时效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最高院法释[2008 ]11号司法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由此我们可知:当我们递交了起诉状之日起,我们的贷款合同时效将进行到下一个两年轮回。

在贷款合同纠纷当中,我们并不一定通过对借款人进行起诉,来达到中断时效,保全债权的目的,还可以对贷款合同的保证人、债务人的代理人和 债务人的财产代管人进行起诉。

《关于适用民法通则的意见》第173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权利人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后,权利人在新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再次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再次同意履行义务的,可以认定为诉讼时效再次中断。

权利人向债务保证人、债务人的代理人或者财产代管人主张权利的,可以认定诉讼时效中断。

因此,起诉时,既要选对起诉时机,又要注重诉讼效益,及时有

效的保全债权。

2、请求。

即权利人向义务人请求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

在信贷实践当中,也就是贷款人向借款人催收贷款,诉讼时效从催收之日起从新计算。

程序法当中提倡谁主张、谁举证,然而在司法实践当中,我们很难提出有证明力的中断时效证据,因此在催收贷款我们可以采取一下几种方法:(1)向借款人发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当贷款逾期以后,信贷人员可以向借款人发放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以表示权利人以向义务人提出了权利请求。

同时,信贷人员可以要求借款人在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上签字或盖章。

最高院法释[2008 ]11号司法解释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关于在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签章是否必须是借款人本人呢?最高院法释[2008 ]11号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对方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签收人可以是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对方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收人可以是自然人本人、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或者被授权主体。

由此可见,在签章过程中,我们不一定非要借款人本人签章,为

企业贷款的,可以是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是收发室进行签收;为自然人贷款的,可以是借款人的配偶、同住的父母或者是借款人的委托代理人,同时以上签收人必须符合《民法通则》第十一条的规定。

所以,贷款银行在向借款人发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一定要按照法律规定来让符合条件的当事人签字和盖章,确保手续的合法性,证据的可采性。

(2)扣收借款人帐户利息或本金。

采用这种方法来中断诉讼时效其法律依据是最高院法释[2008 ]11号司法解释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对方当事人账户中扣收欠款本息的这种方法是《合同法》规定的抵销权在诉讼时效制度中的体现。

抵销,是指双当事人互付债务时,各以其债权充当债务之清偿,而使其债务与对方的债务在对等额内相互消灭。

抵销依其产生的根据不同,可分为法定抵销和合意抵销两种。

《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付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该条款揭示了法定抵销权的内涵,在银行实务当中如果运用了法定抵销权,应当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①借款人在贷款银行开户且账户有余额②借款人的贷款已经到期且开始动用银行账户资金法定抵销要求双方债务已经到期,在银行贷款实务当中我们必须分两种情况进行考虑。

第一种情形:贷款到期以后,借款人如果在贷款行开活期性账户的,那么双方当事人在这一存款法律关系当中,签订的是不定期合同关系,《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

因此,当借款人提出要动用银行账户资金时,原来的不定期合同已经转变为定期合同,并在提出这一请求的时候,该合同即已到期,在这一时刻我们可以进行扣收利息或者本金来保全时效。

相反而言,我们将承担侵权责任。

第二种情形:贷款到期以后,借款人如果在贷款行开立定期存款账户,那么我们应当等到存款到期以后进行扣收,但是必须注意定期存单的存期,应当控制在一年或两年,否则对于保全银行债权诉讼时效就没意义了:如果借款人未到期提前支取的,我们可以在支取当日进行扣收贷款利息或者本金。

③通知借款人《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

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

因此,在扣收利息或本金是应当向借款人发送通知函。

协议抵销是指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抵销条款,一方债权到期以后就可以主张抵销。

与法定抵销相比而言,协议抵销相对比较简便,只要双方协议达成即可,并不要求双方债权均以到期。

在银行信贷实务当中运用的比较多,但是它的涵盖面没有法定抵销广泛。

在银行借款实务当中,我们应当综合运用这两种抵销权,在合同中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运用法定抵销,要注意符合法定抵销的条件并且要通知债务人,否则构成侵权。

如果是试图运用协议抵销,则在签订借款合同时,一定要约定贷款人可直接从借款人存款帐户中直接扣收贷款本金和利息,确保贷款人的权力。

(3)在省级刊物上主张权利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借款人逃避债务,已不知去向,无法向其主张债权,这时候我们可以主张权利内容进行公告,使其达到保全债权时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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